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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杜甫 盛唐崩盘前的吹哨人（第3页）

，不是天真，是他作为文人的“良心”

，是盛唐文人里最珍贵的“社会责任感”

。

如果说李白的“进取”

是“天生我材必有用”

的个人自信，王勃的“进取”

是“不坠青云之志”

的个人理想，那杜甫的“进取”

，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的家国情怀——他想帮皇帝成为尧舜那样的好君主，想让天下的风俗变得淳朴，想让老百姓都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更难得的是，他的理想里，藏着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共情”

——他不是站在高处“同情”

老百姓，是蹲下来“感受”

老百姓的苦，把他们的苦难当成自己的苦难。

这种共情，在他44岁那年写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达到了顶峰。

那时候他刚从长安出发，去奉先县看老婆孩子，路上正好遇到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去华清宫享乐，沿途的官员忙着讨好皇帝，把老百姓的东西抢来给皇帝用。

等他到了家，才发现小儿子已经饿死了——就是在这样的悲痛里，他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

你能想象他写这句诗时的心情吗？不是愤怒的咆哮，是心痛到发抖的记录：一边是贵族家里的酒肉放臭了，一边是路边的老百姓冻饿而死；一边是皇帝和妃子在华清宫里歌舞升平，一边是他的儿子因为没饭吃活活饿死。

这种对比，不是简单的“贫富差距”

，是盛唐的“精神分裂”

——表面的繁华，早就烂到骨子里了。

这句诗，也成了盛唐文学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文人写的大多是浪漫主义的风花雪月，是“仰天大笑出门去”

的豪情；在此之后，文人开始写现实主义的人间疾苦，是“路有冻死骨”

的悲痛。

杜甫用自己的笔，把盛唐从“浪漫的幻梦”

里拽了出来，逼所有人看清“残酷的现实”

——他不是故意要“打碎”

盛唐，是他知道，看清了破碎，才有可能找到修复的办法。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日子更苦了：他被叛军抓过，差点死在长安；他逃过荒，一路上吃树皮、喝泥水；他当过小官，因为敢说真话，被排挤、被流放。

就算这么苦，他也没停下写诗，没放下对老百姓的牵挂。

他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