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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邻居（第1页）

阮静秋瞪大眼睛——若说没有交情，她确实也不必为着一个陌生人对杜聿明的几句污蔑而如此震惊气愤。

她立即大声驳道：“没有这样的事！”

滕骥却不依不饶，冷笑道：“是没有呢，还是你也从中获益，于是和他们串通一气？”

医科大学没开设辩论课程，五军和新二十二师的军纪也不需她成日和人争执，于是事到如今她才发觉，自己那点儿嘴皮子至多只能用在和长官们闲话玩笑上，面对这样荒诞的指控，她竟然连句反击的话也没能马上说出口。

说到底，她并不多么因对方指控自己参与贪腐行为而感到愤怒，而是难以忍受他用这些毫无根据的猜测和编造污蔑她心中最为敬重与仰慕的人。

反击的话她想不出，可也不能就此沉默不语，她猛然站了起来，高声道：“滕站长，你根本不是来问问题的，既然如此，我也没什么可回答的了！”

这位站长还没有发话，旁边的两个年轻人就一左一右，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摁回了座椅里。

滕骥貌似遗憾地叹了口气，继而说道：“来的都是客，于情于理，我也应该多招待阮医生几天。

借此工夫，你可以仔细地想一想。

人和人的记性毕竟是不同的，有很多人刚来到我这里时，什么也不肯回答，可住了几天，就全都想起来了。”

她被两个特务拖着，关进了一间单人囚室里。

囚室与走廊隔着一道坚固的铁门，由两道铁锁从外侧封闭，室内没有窗户，门上的排气扇只有一只手掌那么宽。

屋内昏暗阴冷，角落里放着一只脏污的便桶，破旧的床板上甚至还有被老鼠或虫蚁咬出的破洞。

她烦躁不堪，在屋里来回地走着，走得实在累了，也只好在旧床板上坐了下来。

坐下来之后，她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一些，试图理清他们询问这些问题的原因和目的。

她随新六军登陆葫芦岛的时候，距离杜聿明奉命解决云南龙云之事、随后调任东北主持军事已经过去了三四个月。

之后随新六军一路辗转并在四月到沈阳时，当地的接收工作也早已进行到尾声，因此，她根本没有可能接触到抗战胜利之初，这些长官们在东北接收汉奸资产的过程，更遑论参与进所谓的贪腐事件里。

而兴建沈阳中正大学的事，她也仅是有所耳闻，因为在学校开办后不久，她就因为家中变故，急急忙忙地回南京去了。

可以想象的是，要开办一间学校，所耗费的财力、物力乃至心力都不比组建一支部队要少，且在那期间他的病势始终起起伏伏，若不是对他的老校长尽忠报效，他有什么必要为一点身外之物如此大费周折？

至于两个人的交情，除了连她自己都羞于启齿甚至已经不打算再启齿的一厢情愿以外，她只与他在那份关于医疗备品和货币流动的报告材料上稍微有过一些交流，其他时间，要见面多半都是看病治病检查身体之类医生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六月份那一次在长沼公园里的闲谈，恐怕是迄今为止和他相处得最久、话说得最多的一次，可也是他首先提出外出散心，她才奉命跟随的，若非如此，她绝对不敢自作主张地接近他。

在这些有限的“交情”

之中，她没有切实的证据去判断滕骥的两项指控是否属实，但无论如何，她也不能从他生活中的这些小事里进行有罪推定，贸然作出“他是一个贪腐分子”

的结论。

假如他真的如滕站长所言，在接收汉奸资产及兴建中正大学中捞取了不少油水，那他首先就应当用在自己和家人身上，而不是拖着病体在前线苦苦支持，住所和家眷的生活又简朴至斯，甚至最后落到连自己手下的将领也不能保全，不得不退去上海养病的地步。

国军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这是她早就知道的事情。

但保密局竟然也公然站队派系斗争，协助陈诚在东北排除异己，甚至为此要将东北前任最高军事长官拉下马，

，最终成为东北与华东的“救火队长”

，使决定性的两大战场都系于他一人身上；但她更怕，怕他拖着病体又遭受打击与折磨，怕有心之人的构陷与旧日恩师的猜忌虽未见得会置他于死地，却将击垮他的尊严和信仰。

如今她已经身在牢狱之中，既然暂时无法逃脱，她至少可以为他做点什么。

起先她想，无论说什么都是错，那就一句话也不说，即使他们想要罗织罪名，也没有道理把一个不说话的人长久地关在牢房里。

于是，她和这些保密局的人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比拼谁更有耐性。

这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她不见天日，手表等随身物品也被他们搜走，因此根本不知道被关押了多少天。

无奈之下，她只好暂且按他们送饭的时间，结合自己肚子咕咕叫的时间长短来推算，大概他们一天会来送两次食物，那就把这两次送饭连同间隔的时间算作一整天。

期间，他们每隔一两天会派人来，照旧是之前那些问题，她闭着眼睛不搭理他们，他们倒也从不追问，放下食物，又把门严严实实地锁起来。

大约过了三天、五天或者更久，在她已经不太数得清日子，人也快要闷得发疯的时候，隔壁房间忽然搬来了一位狱友。

她所在的这间囚室应该和一些重刑犯有一定距离，头次来到这里，她被惨叫声吓得两腿打颤，后来住进囚室，反而没有再听过犯人受刑时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