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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写得出千古名句的诗人,年轻时满脑子想的不是游山玩水,是“削平藩镇、收复河湟”
的大事业——他26岁就考上进士,跟李商隐同榜,本以为能在朝堂上大展拳脚,结果却被晚唐的党争缠得死死的,一会儿被踢到偏远地方当刺史,一会儿就算献上好计策也没人真当回事,最后官是当到了高位,心却早就冷了。
杜牧怎么从少年得志的进士,变成处处受挫的“外放官员”
?又怎么在乱世里,守住一点“为百姓做事”
的初心?
26岁中进士:长安街头的“新晋才子”
,满脑子都是大理想
公元828年,长安的春天比往年热闹——这一年的科举放榜,26岁的杜牧赫然在列,成了新科进士。
晚唐的科举可不好考,多少人考到头发白了都没中,杜牧26岁就考上,还跟后来的“小李杜”
搭档李商隐同榜,这在当时绝对是“少年得志”
的典范。
放榜那天,他跟着其他新科进士去曲江池赴宴,街上的人都围着看,有人指着他说:“这就是杜佑的孙子,难怪这么厉害!”
杜牧当时穿着新做的进士服,腰里系着玉带,心里那叫一个敞亮——他爷爷杜佑是当过宰相的大人物,家里的万卷书早把他的眼界养高了,他可不是来混个官当的,是想跟着爷爷的脚步,在朝堂上干实事:晚唐那会儿,藩镇割据得厉害,河北的节度使不听朝廷的,西边的河湟地区还被吐蕃占着,百姓过得苦,杜牧早就憋着一股劲,想帮朝廷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中了进士后,杜牧先在弘文馆当了个校书郎,就是整理国家藏书的小官。
别人觉得这官没实权,天天抄抄写写没意思,杜牧却干得特别认真——他借着整理藏书的机会,把唐朝开国以来的典章制度、军事档案翻了个遍,尤其是关于藩镇的资料,他都抄下来贴在墙上,有空就琢磨:“为啥这些藩镇总不听话?到底该怎么治?”
那段时间,他还写了两篇特别有名的文章,《战论》和《守论》。
在《战论》里,他说藩镇之所以敢作乱,是因为朝廷“兵不强、将不勇”
,得改革军事制度,让士兵能打仗;在《守论》里,他又说不能光靠打,还得安抚百姓,让藩镇的人知道跟着朝廷比作乱好。
这些话不是空喊口号,全是他对着史料熬了好几个通宵想出来的,字里行间全是“我想干事”
的迫切。
有人劝他:“你刚中进士,别这么急着提意见,小心得罪人。”
杜牧却摇摇头:“我爷爷教我,当官就是为了替百姓说话,要是光想着不得罪人,那还当什么官?”
杜牧当时就像一颗刚点燃的蜡烛,亮得很,满脑子都是“理想”
,还没见识到晚唐官场的“现实”
有多冷——他不知道,接下来等着他的,不是大展拳脚的机会,是党争的“冷水”
。
党争这盆冷水:替人说句公道话,就被踢出京城
晚唐的官场,有个绕不开的“大坑”
——牛李党争。
一边是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
,一边是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
,这两派就跟仇家似的,不管你有没有本事,只要站错队,就别想有好日子过。
杜牧本来没想掺和党争,架不住他跟牛僧孺有点交情。
早年间,杜牧在扬州当幕僚时,牛僧孺是淮南节度使,很看重他的才华,经常跟他聊政事,还提醒他“官场复杂,别太耿直”
。
杜牧心里感激,觉得牛僧孺是个正直的人。
后来李党得势,李德裕当了宰相,就开始找牛党的麻烦,说牛僧孺当年在地方上“治理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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